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是司法文明的重要体现。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理念，通过明确法律适用，为精神病人撑起法治“保护伞”。
近期，太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及精神病患者的离婚纠纷案件，患有精神疾病的当事人受到了“特殊保护”，彰显了司法公正与人文关怀。
原告王某（男）与被告李某（女）经人介绍相识后，登记结婚，并依民俗举行了结婚典礼。婚后生育一女，现在就读小学。原、被告婚初感情尚可，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双方分居多年，婚生女王某随原告共同生活至今。
审理过程中查明，被告于2023年被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经过多次治疗。经鉴定，被告李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025年8月，经法院特别程序审理，指定被告李某的母亲为被告的监护人。经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原、被告离婚。
本院认为，婚生女王某随原告生活更有利于成长，故判令婚生女王某随原告生活；因被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无固定收入，生活存在困难，且在调解阶段原告明确表示如果婚生女随其生活，可自行承担抚养费和孩子生病所需要的费用，该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法院予以确认，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费至婚生女独立生活时的请求，法院未予支持；
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被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无收入且离婚后需由父母照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生活困难，原告具备一定的负担能力，但需单方承担婚生女抚养费用。
综合以上情形，法院酌情考虑由原告一次性给予被告适当的生活补偿金30000元，决作出后，双方均未在法定上诉期内提起上诉。
婚姻基础：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经人介绍结婚，育有一女（小学在读），婚初感情尚可，后因家庭琐事分居多年，婚生女随原告生活。
关键事实：被告李某 2023 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经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25 年法院通过特别程序指定李某母亲为监护人；原告具备负担能力，且自愿单方承担婚生女抚养费及医疗费。
裁判结果：① 准予离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② 婚生女随原告生活，原告自行承担抚养费；③ 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生活补偿金 30000 元。
离婚条件的特殊认定：即使被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要符合《民法典》第 1079 条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如分居多年、无和好可能），法院仍可判决离婚，但需保障被告的程序权益（如指定监护人、保障答辩权）。本案中，法院先通过特别程序指定监护人，再审理离婚纠纷，符合法定程序。
子女抚养权的裁量原则：遵循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原则（《民法典》第 1084 条），结合婚生女长期随原告生活、被告无固定收入且需专人照料的实际情况，判令婚生女随原告生活，同时采纳原告自愿承担抚养费的真实意思表示，既保障子女权益，也兼顾被告的实际困难。
生活困难帮助金的法律依据：依据《民法典》第 1090 条 “离婚时，若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法院综合以下因素确定 30000 元补偿金：① 被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收入来源，离婚后需父母照料，属于 “生活困难”；② 原告具备负担能力（需单方承担抚养费但仍有支付能力）；③ 当地生活水平、被告的护理需求等实际情况，确保帮助金能覆盖被告短期基本生活开支。
必须先指定监护人：精神病人（限制 /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独立参与离婚诉讼，法院需先启动《民法典》第 31 条规定的特别程序，指定其近亲属（如父母、成年子女）为监护人，由监护人代理其参与诉讼，保障其答辩、举证、调解等程序权利。本案中，法院先指定李某母亲为监护人，避免被告 “无人代理、权益受损”。
禁止单方擅自离婚：若一方未经指定监护人，直接起诉要求与精神病人离婚，法院会裁定中止诉讼，待监护人确定后再恢复审理；若存在隐瞒对方精神病史、规避监护人代理的情形，可能导致离婚判决被撤销。
调解程序的特殊要求：调解需在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监护人需充分知晓调解内容对被监护人的影响，且调解协议不得损害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如不得放弃必要的生活帮助金、财产分割权益）。
财产分割的照顾原则：虽无明确法律规定精神病人可多分财产，但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双方经济状况、精神病人的护理需求，适当倾斜保护。例如，优先将夫妻共同财产中便于变现、适合照顾生活的部分（如房产、存款）分配给精神病人，或在分割比例上适当照顾。
生活帮助金的认定标准：
“生活困难” 的界定：需满足 “无固定收入、无劳动能力、需专人照料” 等条件（如本案被告无收入、患精神分裂症需父母照料），不同于普通的经济拮据；
“适当帮助” 的形式：可采取一次性支付补偿金、提供住房居住权、定期支付生活费等形式，本案中法院采用一次性支付 30000 元的方式，便于被告后续生活安排；
金额裁量因素：包括原告的负担能力、被告的护理需求、当地生活水平、婚姻存续时间等，避免帮助金过低无法保障基本生活，或过高超出原告实际承受能力。
抚养权优先归健康一方：因精神病人（尤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通常缺乏独立抚养子女的能力，法院一般将抚养权判给具备抚养能力的健康一方，但需保障精神病人的探望权（由监护人协助行使），除非健康一方存在虐待、遗弃子女等法定不适格情形。
抚养费的灵活裁量：若精神病人无固定收入，法院可判令其不支付抚养费（如本案）；若有部分收入但不足以承担抚养费，可酌情减少支付金额；若健康一方自愿承担全部抚养费，法院予以支持（需核实意思表示真实，无欺诈、胁迫情形）。
探望权的特殊保障：探望权的行使需以 “不影响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生活”“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为前提，可由监护人协助安排探望时间、地点，避免因探望引发精神病人情绪波动，同时保障子女与父母的亲情联系。
证据收集核心：① 精神疾病诊断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限制 / 无民事行为能力）；② 无收入来源、需专人护理的证据（如医院护理证明、社区证明、护理开支票据）；③ 夫妻共同财产线索（如房产、存款、车辆），为财产分割和生活帮助金提供依据；④ 原告具备负担能力的证据（如原告收入证明、房产、存款记录）。
程序维权关键：① 若法院未指定监护人即审理离婚案件，及时提出异议，要求先启动特别程序指定监护人；② 对子女抚养权、财产分割有异议的，由监护人代为上诉，避免超过法定上诉期；③ 拒绝显失公平的调解协议（如放弃生活帮助金、不合理分割财产），监护人需坚守 “维护被监护人最大利益” 原则。
生活帮助金的主张技巧：明确提出具体的帮助金金额及计算依据（如每月护理费用、生活费标准、需要帮助的年限），结合原告的负担能力举证，提高主张被支持的概率。
起诉前的准备：① 提前收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如分居协议、证人证言、沟通记录）；② 主动申请对对方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避免后续争议）；③ 准备自身负担能力的证明（如收入证明、财产状况），同时留存为家庭开支、照顾对方的证据（如医疗费票据、护理记录），为财产分割、抚养费裁量提供参考。
避免法律风险：① 不得虐待、遗弃精神病人配偶，否则可能构成遗弃罪；② 不得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否则可能在财产分割时少分或不分；③ 自愿承担抚养费、支付生活帮助金的，需在庭审中明确表示，避免后续反悔引发二次纠纷。
子女权益的保障：提前规划子女的抚养方案（如居住安排、教育规划），举证自身具备抚养能力，同时尊重子女的意愿（若子女年满 8 周岁），确保抚养权主张符合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原则。
平衡 “离婚自由” 与 “权益保护”：既不因一方是精神病人而剥夺另一方的离婚自由，也不忽视精神病人的特殊困难，通过指定监护人、倾斜财产分割、判令生活帮助金等方式，实现实质公平。
注重调解优先：鼓励双方通过调解达成一致（如抚养权归属、抚养费承担、生活帮助金金额），减少诉讼对抗对精神病人的刺激，同时提高纠纷解决效率。若调解不成，判决需充分说明理由，确保裁判文书的公正性与可执行性。
衔接后续保障：对于离婚后无生活来源、需长期护理的精神病人，法院可建议监护人向民政部门申请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社会救助，形成 “司法保护 + 社会救助” 的双重保障体系。
纠正：精神病人并非绝对不能离婚，只要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法院可依法判决离婚，但需保障其程序权益（如指定监护人）和实体权益（如生活帮助金）。本案中，被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仍判决准予离婚，体现了 “离婚自由” 与 “权益保护” 的平衡。
纠正：抚养费的支付以 “有固定收入、具备抚养能力” 为前提，若精神病人无收入来源、需专人照料，法院可判令其不支付抚养费（如本案），或酌情减少支付金额，避免加重其生活负担。
纠正：生活帮助金的核心是 “解决生活困难”，而非 “过错补偿”，金额需结合原告的负担能力、被告的实际需求综合确定，过高的主张可能不被法院支持。本案中 30000 元补偿金，既保障了被告短期生活，也未超出原告的承受范围，符合 “适当帮助” 的立法本意。
若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婚后另一方发现并起诉离婚，法院可能认定为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离婚；若精神病史属于《民法典》第 1053 条规定的 “重大疾病”，另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婚姻（需在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1 年内提出），撤销婚姻后，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