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权争夺背后的隐秘博弈：抚养费纠纷案件深度解析
【典型意义】
维护法律文书权威性：明确生效民事调解书在未经法定程序变更前，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义务，任何试图以实际抚养状态改变逃避责任的行为，都无法得到法律支持，捍卫司法裁判的既判力。
保障未成年人权益：揭示离异家庭中抚养权与抚养费纠纷的复杂性，强调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需始终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避免将孩子作为父母利益博弈的工具。
凸显法律程序正义：通过案例展现强制执行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厘清不当得利认定的边界，为类似案件的审理与执行提供明确指引。
【案情简介】
柯某与李某花曾是夫妻，育有一子栋栋（化名）。2020 年 6 月，二人协议离婚，约定栋栋由母亲李某花监护抚养，父亲柯某每月支付 3000 元生活费直至孩子完成学业，抚养费由双方共同承担。然而，2023 年 3 月，双方因抚养费问题产生矛盾，诉至大冶法院。经调解，法院确认栋栋暂由母亲抚养至 10 周岁，柯某的抚养费降至每月 1600 元，并精心设置 “双向抚养权过渡条款”：自 2023 年 4 月起，柯某按月支付 1600 元抚养费；待栋栋年满 10 周岁（2025 年 5 月）后，由孩子自主选择随父或母生活，未直接抚养方继续支付 1600 元 / 月至孩子成年。同时，李某花同意栋栋在上学期间每周五下午 6 时至次日下午 6 时随柯某生活，寒暑假期间各与父母共同生活 10 天，由柯某负责接送。
协议改变后，孩子的自主选择却引发了一系列执行困境。2023 年 9 月，8 岁的栋栋主动前往父亲住处后，拒绝返回母亲家中，此后一直与父亲共同生活。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间，柯某未按调解书履行支付抚养费的义务。2024 年 3 月，李某花作为栋栋的法定代理人向大冶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柯某支付抚养费，并将栋栋交由自己抚养。法院于同年 4 月冻结并扣划柯某银行存款 8050 元（含抚养费 8000 元、执行费 50 元），但李某花未领取该款项。柯某认为，孩子随自己生活，李某花未履行监护义务，其通过强制执行获取的 8000 元属于不当得利，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花返还该笔费用。
庭审中，这场纠纷背后隐藏的矛盾彻底暴露。李某花指控柯某在自己怀孕期间出轨其同事闺蜜，离婚后还带着新婚妻子住进本应归自己所有的房产，抢走孩子是为了逼迫自己放弃房产。她称柯某存在家庭暴力、出轨等过错导致离婚，且柯某通过承诺给孩子购买平板电脑、手机等手段诱导栋栋留在身边。柯某则矢口否认这些指控，坚称孩子是自愿与自己生活，李某花主张抚养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获得的 8000 元应属不当得利。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明确约定了柯某支付抚养费的义务，在该调解书未被撤销或变更前，柯某应当严格履行。柯某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李某花就抚养费给付义务达成过变更协议，即便栋栋实际随柯某生活，也不能免除其支付抚养费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柯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了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和李某花的合法权益。
【争议焦点与专家评析】
争议焦点一：抚养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专家指出，不当得利的构成需满足一方获利无合法依据、致使他人受损等条件。在本案中，李某花依据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抚养费，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柯某支付抚养费是履行法定和约定的义务，因此该笔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法院的判决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厘清了不当得利与合法执行所得的界限。
争议焦点二：“抢孩子” 能否改变抚养关系？
从法律层面看，抚养关系的变更需遵循法定程序，不能仅凭一方实际抚养孩子的状态改变而自动生效。本案中，柯某虽实际抚养栋栋，但在民事调解书未被依法变更前，李某花仍是法定的直接抚养人。柯某若想变更抚养关系，应当另行提起诉讼，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不能以孩子随自己生活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法院的判决坚守了法律程序，避免了抚养关系的随意变动，保障了未成年人生活的稳定性和法律关系的确定性。
争议焦点三：房产纠纷是否绑架抚养权？
在这场纠纷中，柯某与李某花将房产纠纷与抚养权问题交织在一起，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房产归属与抚养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相互捆绑。法院明确指出，柯某将两者挂钩的行为不可取，若对房产归属存在争议，应通过合法途径另行解决，而不应以牺牲孩子的利益为代价。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引导当事人正确处理不同类型的法律纠纷。
【观察思考】
在离异家庭的抚养费与抚养权纠纷中，未成年人往往成为 “沉默的受害者”。他们的真实意愿被父母的利益冲突所掩盖，在父母的争夺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本案中，柯某与李某花将诉讼作为攻击对方的手段，却忽视了孩子的内心感受，这种 “以法斗气” 的行为对栋栋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为打破这一困局，亟需从制度层面进行革新：
建立动态监护评估体系：通过综合考量居住时长、情感依赖、教育延续性等多方面因素，构建科学的 “儿童抚养状态指数”，实现抚养关系变更的量化评估，确保决策更加客观、公正，符合未成年人的利益。
创设混合执行模式：对于拒不交付子女等拒不履行抚养义务的行为，除采取传统的罚款、拘留措施外，引入 “失信监护人名单” 与 “强制亲职教育” 相结合的复合惩戒机制，促使监护人自觉履行义务，同时加强对监护人的教育和引导。
构建社会化保护网络：整合社区、学校和司法等多方资源，建立 “社区儿童观察员﹢学校心理干预﹢司法临时庇护” 的三级响应机制，及时发现并介入未成年人面临的监护冲突，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庇护和必要的帮助。
完善儿童意见优先采纳机制：在涉及抚养权、探视权等关键问题时，当儿童意愿与父母主张冲突，应通过家访、心理评估等多种方式深入挖掘孩子的真实想法，必要时借助生物信号辅助判断等技术手段，确保孩子的意愿得到准确识别和充分尊重。
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让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从 “被争夺的客体” 转变为 “被守护的主体”，真正实现对他们权益的全面保障，彰显社会的文明与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