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兰已97岁高龄，丈夫去世多年，其年老体衰，行动不便，生活难以自理。张某兰膝下两儿两女，近年来，其子女之间因老人赡养等问题发生多起纠纷，经村委及辖区派出所调解均未果，老人遂将子女诉至法院。收到案件后，承办法官及团队人员多次与各当事人谈心并走访老人，联动村委及民警，全面了解其身体、家庭经济情况，通过调查初步得出，老人希望两儿和睦又不愿增加女儿赡养负担的真实想法。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赡养纠纷案件，核心围绕高龄老人的赡养责任分配问题，既涉及法律规定的子女赡养义务，也体现了家庭伦理与老人真实意愿的平衡。结合《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
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一义务不以父母是否有财产、子女是否与父母存在矛盾为前提，具有不可推卸性。具体而言：
赡养内容：不仅包括提供经济供养（如支付赡养费），还包括生活照料（如照顾饮食起居、就医陪护）和精神慰藉（如探望、关心老人心理需求）。张某兰 97 岁高龄、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其子女需从经济、生活、精神三方面履行义务。
所有子女均有责任：张某兰的两儿两女均为法定赡养人，赡养义务由全部子女共同承担，不能因 “是女儿”“已出嫁” 等理由免除（案例中老人 “不愿增加女儿赡养负担” 是其主观意愿，但不能替代法律规定的义务，最终需结合子女实际情况合理分配）。
二、法院调解的核心思路：兼顾法律规定与老人意愿
从案件描述看，承办法官通过 “谈心、走访、联动村委及民警” 等方式，已掌握老人的核心诉求 ——“两儿和睦”“不愿增加女儿负担”。这一处理方式体现了赡养纠纷的特殊性：
优先调解，柔性化解矛盾
赡养纠纷涉及家庭情感，法院通常优先采用调解方式，而非直接判决。通过了解子女经济状况（如是否有能力支付赡养费、是否有时间照料）、矛盾根源（如过往赡养责任分配不均、家庭积怨等），引导子女换位思考，达成双方认可的赡养方案（例如：经济条件好的子女多承担赡养费，时间充裕的子女多承担照料责任）。
尊重老人意愿，合理分配责任
老人 “不愿增加女儿赡养负担” 的想法，可能源于传统观念或对女儿的体谅。法院可在此基础上，结合女儿的实际情况（如是否有特殊困难），适当调整赡养比例（如儿子多承担经济责任，女儿可通过探望、辅助照料等方式履行义务），但需确保老人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避免因 “体谅子女” 导致自身权益受损。
联动基层组织，保障履行效果
联合村委、民警等基层力量，既能更全面地了解家庭情况，也能在调解后监督赡养方案的执行（如定期回访老人，确认子女是否按约定支付费用、探望照料），避免 “调解后不履行” 的情况。
三、若调解不成，法院可能的判决方向
若子女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将依据《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作出判决，核心原则是 “保障老人基本生活，结合子女能力合理分配”：
赡养费计算：根据当地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老人实际需求（如护理费、医疗费、生活费）、子女数量及经济能力等确定。例如：某地区 2023 年人均消费支出为 3 万元，老人每月需护理费 5000 元，四个子女平均分摊，则每人每月需承担（3 万 / 12 + 5000）÷4 ≈ 1625 元（具体金额需结合实际核算）。
照料责任：若老人需要专人护理，可判决子女轮流照料，或由其中一方照料，其他子女支付相应护理费；若老人选择入住养老院，费用由子女共同承担。
精神赡养：判决子女定期探望（如每月至少探望 2 次），保障老人的精神需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四、案件的启示：赡养纠纷的预防与解决
早协商，明确责任：子女可在老人身体尚好时，就赡养方式、费用分担等达成书面协议，避免日后纠纷。
重沟通，化解积怨：多数赡养纠纷源于家庭矛盾，子女应多关注老人感受，通过沟通消除隔阂，而非因琐事推诿责任。
善用法律，维护权益：若子女拒不履行赡养义务，老人可直接向法院起诉，申请先予执行（如紧急情况下要求子女立即支付医疗费），必要时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从子女工资中划扣赡养费）。
总之，本案的处理核心是 “既要依法保障老人的赡养权，又要兼顾家庭情感与老人意愿”，通过柔性调解与法律约束相结合，让高龄老人安享晚年，同时化解子女间的矛盾，维护家庭和谐。这也体现了法律对 “老有所养” 的保障，以及对家庭伦理的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