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防老”作为中国社会延续千年的传统理念，是赡养体系的重要基础。但继子女对继父母的法定赡养义务是否必然存在？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这样一起案件。2007年7月，连城县居民邹某与陈某登记再婚。邹某与前妻育有女儿邹某斌，陈某与前夫育有长女陈某慧、次女陈某凤及儿子陈某龙（陈某凤与陈某龙系双胞胎）。再婚时，陈某慧年满16周岁，已完成中专学业并参加工作；陈某凤、陈某龙年仅11周岁。
陈某凤随母亲到邹某家共同生活半年后，返回生父住所，主要依靠与祖母拾荒维持生计，期间接受贫困生社会资助，完成初二学业后辍学打工。陈某龙则随母亲在邹某家生活至中专毕业，此后应征入伍，服役四年。024年下半年，邹某确诊肛管恶性黑色素瘤，截至2025年4月30日已支出医疗费用20余万元。因治疗耗尽积蓄且丧失劳动能力，邹某要求继子女陈某龙、陈某慧、陈某凤承担其医疗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定：陈某慧在母亲再婚时虽未成年，但已满16周岁，且通过劳动实现经济独立，与邹某未形成抚养关系；陈某凤随母亲与邹某共同生活仅半年，此后由贫困的祖母抚养，关键成长期未得到邹某的生活照料与教育支持，双方亦未建立有效抚养关系。故对邹某要求陈某慧、陈某凤承担医疗费用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陈某龙在母亲再婚时年仅11周岁，长期随母亲与邹某共同生活，接受其抚养教育，依法形成拟制血亲关系。现邹某罹患重疾、陷入困境，具备赡养能力的陈某龙依法应履行赡养义务。
综合考量共同生活期限、情感基础、经济状况及邹某亲生女儿邹某斌亦应承担赡养责任等因素，法院酌定陈某龙承担邹某部分医疗费用。
一、律师对案件核心争议焦点的预判与拆解
在案件代理阶段，律师需精准识别影响裁判结果的关键争议点，这是制定辩护策略的核心前提。结合本案事实，核心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争议焦点 1：“抚养教育关系” 的认定标准如何适用
这是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点，直接决定继子女是否需承担赡养义务。律师会从以下维度拆解法律适用逻辑：
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与实务填补：
《民法典》第 1072 条仅规定 “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 需承担义务，但未明确 “抚养教育” 的具体标准。律师会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案例及地方司法指引（如福建省高院相关裁判纪要），明确实务中 “长期共同生活 + 稳定物质供给 + 持续教育支持” 的三合一认定标准，为后续证据组织奠定基础。
三类继子女的差异化分析：
对陈某慧：律师（无论是邹某代理人还是陈某慧代理人）都会聚焦 “16 周岁 + 已工作” 这一关键事实 —— 根据《民法典》第 18 条，16 周岁以上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需他人抚养。邹某代理人若主张抚养关系，需举证证明陈某慧仍依赖其生活；陈某慧代理人则可通过工作证明、收入流水等证据，反驳 “需抚养” 的前提。
对陈某凤：核心争议在于 “半年共同生活是否构成抚养关系”。邹某代理人可能主张 “已形成初步抚养关系”，但陈某凤代理人会重点强调 “关键成长期（11-16 周岁）由祖母抚养”，通过祖母证言、贫困生资助记录、生父支付抚养费的凭证等，证明邹某未提供 “长期、稳定” 的抚养，从而否定义务成立。
对陈某龙：邹某代理人可通过中专学费缴费记录、共同居住的水电费单据、邻居证言（证明日常照料）等，构建 “完整抚养教育链条”；陈某龙代理人若想减轻责任，需从 “经济能力有限”“邹某亲生女儿应优先承担” 等角度切入，而非否定抚养关系本身（因事实层面难以反驳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
（二）争议焦点 2：赡养义务的承担范围与比例如何确定
即使认定陈某龙需承担义务，律师仍需围绕 “承担多少” 展开辩论，这涉及公平原则的具体适用：
邹某代理人的主张逻辑：
以 “医疗费用已耗尽积蓄 + 丧失劳动能力” 为核心，提交医疗费票据、劳动能力鉴定报告等，主张陈某龙作为受抚养的继子女，应与亲生女儿邹某斌承担同等比例的费用；同时强调 “陈某龙已成年且有稳定收入（服役后大概率有工作）”，具备赡养能力。
陈某龙代理人的抗辩策略：
一方面，通过提交自身收入证明、家庭开支记录（如需赡养亲生父亲或抚养子女），证明 “经济能力有限”，请求降低承担比例；另一方面，援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9 条 “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主张应先与邹某斌协商，而非直接由法院判决同等比例；此外，还可强调 “邹某斌作为亲生女儿，在法律上具有优先赡养义务”，陈某龙仅需承担补充责任。
（三）争议焦点 3：继父母婚姻关系是否影响抚养关系效力
实践中，继子女常以 “继父母已离婚” 为由拒绝赡养，本案虽未涉及，但律师会提前预判该潜在争议（若邹某与陈某已离婚），并明确法律适用：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54 条，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因继父母离婚而自然解除。即使邹某与陈某离婚，只要陈某龙在未成年时接受过邹某抚养，仍需承担赡养义务。这一预判可帮助邹某代理人提前准备 “离婚不影响义务” 的法律依据，避免对方突然提出该抗辩。
二、代理继子女赡养纠纷律师代理不同主体的核心证据策略与法律论证
（一）代理邹某（原告）的证据组织与论证逻辑
核心证据清单：
身份关系证据：邹某与陈某的结婚证（证明再婚事实）、陈某慧、陈某凤、陈某龙的户籍信息（证明继子女身份）；
抚养关系证据：陈某龙的中专学费发票、共同居住的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为何某）、邻居书面证言（注明 “长期看到邹某接送陈某龙上下学”）、陈某龙未成年时的医疗缴费记录（缴费人为邹某）；
需赡养的证据：医院诊断证明（肛管恶性黑色素瘤）、医疗费票据（20 余万元）、社区出具的 “无收入来源” 证明、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鉴定书；
反驳证据：针对陈某慧的工作证明，可提交 “陈某慧 16 周岁时仍在接受中专教育” 的证据（如学籍档案），主张其 “虽工作但仍属需教育阶段”（若事实如此）；针对陈某凤的 “祖母抚养” 主张，可提交 “陈某凤返生父家后，邹某仍支付过部分生活费” 的转账记录，削弱对方抗辩。
法律论证框架：
以《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6 条为核心，构建 “抚养关系成立→义务产生→需赡养情形存在→应承担费用” 的逻辑链；同时引用类案（如 “王某诉继子女赡养案”，法院判决受抚养的继子女承担 30% 医疗费），增强论证说服力，主张陈某龙应承担不低于 30% 的医疗费用。
（二）代理陈某慧、陈某凤（被告）的证据组织与论证逻辑
核心证据清单：
陈某慧的证据：中专毕业证书（证明 16 周岁时已完成学业）、用人单位出具的 “2007 年 7 月起入职” 的工作证明、工资流水（证明经济独立）、同事证言（证明其无需邹某抚养）；
陈某凤的证据：生父出具的 “2008 年起每月支付抚养费” 的书面证明、祖母的证言（经公证，证明 “2008 年至陈某凤辍学期间，由其照料生活并承担开支”）、学校出具的 “陈某凤为贫困生，接受社会资助” 的证明、陈某凤辍学后打工的收入记录（证明独立生活）；
共同抗辩证据：提交《民法典》第 1072 条的立法释义（明确 “抚养教育需长期、稳定”），主张 “短期、零星的照料不构成法定抚养关系”。
法律论证框架：
针对陈某慧：强调 “16 周岁 + 经济独立 = 无需抚养”，不符合《民法典》第 1072 条的前提，故无赡养义务；
针对陈某凤：主张 “半年共同生活 + 后续无持续抚养 = 未形成抚养关系”，邹某未参与关键成长期的照料，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故无需承担费用；
同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37 条 “继父母对未成年的继子女尽了抚养义务的，才享有受继子女赡养的权利”，强化 “无抚养则无义务” 的核心观点。
（三）代理陈某龙（被告）的证据组织与论证逻辑
核心证据清单：
减轻责任的证据：服役期间的退役证明（证明刚退役，可能暂无稳定高收入）、自身银行存款记录（证明经济能力有限）、生父的医疗诊断书（证明需同时赡养生父，负担较重）；
强调亲生子女义务的证据：邹某斌的收入证明（若邹某斌收入较高）、邹某斌与邹某的亲子关系证明（户籍档案）；
情感基础的证据：邻居证言（证明邹某斌与邹某共同生活时间更长，情感联系更紧密）。
法律论证框架：
认可 “与邹某形成抚养关系”，但主张 “赡养义务应与抚养程度、自身经济能力、其他赡养人义务相匹配”；根据《民法典》第 6 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请求法院酌定较低比例（如 15%-20%）的医疗费承担责任；同时主张 “邹某斌作为亲生女儿，应承担主要赡养义务”，陈某龙仅承担补充责任。
三、律师对法院裁判结果的评析与实务启示
（一）对裁判结果的专业评析
结果合理性认可：
法院判决陈某龙承担部分医疗费，驳回对陈某慧、陈某凤的诉请，符合 “权利义务对等” 原则 —— 陈某慧因 “独立生活无需抚养”、陈某凤因 “抚养不长期稳定”，均不满足义务成立前提；陈某龙因 “长期接受抚养教育”，需承担义务，该认定与《民法典》第 1072 条的立法精神一致，避免了 “泛化继子女义务” 或 “免除应尽义务” 的极端情况。
裁量比例的公正性解读：
法院 “酌定部分费用” 而非 “全额或同等比例”，体现了对多方面因素的考量：
兼顾 “抚养程度”：陈某龙虽受抚养，但邹某斌作为亲生女儿，在法律上与道德上均应承担主要责任，故陈某龙仅需分担；
考虑 “经济能力”：未判决陈某龙承担过高比例，避免其因赡养义务陷入生活困境，符合 “保障赡养人基本生活” 的司法原则；
尊重 “情感基础”：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的继子女与继父母间存在情感联系，判决部分费用既体现法律义务，也兼顾人情伦理。
（二）对类似案件的实务启示
对再婚家庭的风险防范建议：
继父母层面：若希望与继子女形成受法律保护的抚养关系，应保留 “长期抚养” 的证据，如共同居住证明、支付生活费 / 学费的凭证、参与教育的记录（家长会签到、成绩单签字等）；若后续可能涉及赡养纠纷，可在继子女成年后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如 “继子女自愿在继父母年老时承担赡养义务”），避免举证困难。
继子女层面：若未成年时未接受继父母抚养，应保留独立生活的证据（如工作证明、生父 / 生母支付抚养费的记录）；若已接受抚养，需知晓 “赡养义务不可免除”，但可在自身经济困难时，通过举证减轻承担比例。
对律师代理的策略指引：
代理继父母时，核心是 “证明抚养关系成立”，需围绕 “时间、强度、照料” 三要素组织证据，避免仅依赖口头陈述；同时需提交 “需赡养” 的客观证据（如医疗记录、无收入证明），强化 “紧迫性”。
代理继子女时，若否定义务，需从 “抚养关系不成立” 切入，通过反驳 “时间不够长”“照料不持续”“已独立生活” 等，切断义务成立的前提；若无法否定，則应聚焦 “减轻责任”，通过举证经济能力、其他赡养人义务等，争取法院酌定较低比例。
对司法裁判的参考价值：
本案判决为类似案件提供了清晰的裁判标尺 ——“抚养关系认定需综合时间、强度、照料三要素”“赡养比例需兼顾多方因素”，避免了 “唯身份论”（仅因继子女身份就判决义务）或 “唯时间论”（仅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判定）的片面性，为后续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实务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