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辛茹苦抚养的儿子，却发现原来不是亲生的，要求对方精神损害赔偿，能否获支持？近日，一起涉“欺诈性抚养”的离婚案件，判决准许原告叶某和被告葛某二人离婚，被告葛某支付原告叶某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 原来，在2019年9月，叶某(男)与葛某(女)相识，并于2022年5月举行婚礼仪式。同年9月，葛某生育一子叶某某。2023年2月，两人正式登记结婚。后因给孩子叶某某上户口需要亲子鉴定材料，于是叶某就带孩子叶某某到鉴定机构进行亲子鉴定。经两次鉴定，结论为：排除叶某为叶某某的生物学父亲。现叶某起诉要求离婚，并要求被告葛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葛某作为妻子，在与叶某共同生活期间与他人非婚生育叶某某，并向叶某隐瞒了叶某某并非叶某亲生的事实，使得两人的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最终判决叶某与葛某离婚。 被告的上述行为，同时也使叶某陷入错误认识而履行抚养义务，这不仅侵害了叶某人格权益，亦给叶某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故叶某有权要求葛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结合葛某过错程度，法院遂酌定葛某支付叶某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判决后，原告叶某不服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判决已生效。
法律层面的欺诈性抚养构成要件：
主观上：抚养人（叶某）对 “非亲生子女” 事实存在错误认知，而义务人（葛某）明知该事实却故意隐瞒（如明知孩子非叶某亲生，仍以配偶身份让其承担抚养责任）；
客观上：抚养人实际履行了抚养义务（如叶某参与孩子出生、日常照料、户口办理等）；
结果上：抚养人的人身权益（如人格尊严、配偶权）与财产权益（如抚养费支出）因错误认知受损。
本案事实的差异化分析：
原告叶某代理人的主张逻辑：会聚焦 “葛某明知孩子非叶某亲生却隐瞒” 的核心事实 —— 如葛某在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知晓孩子生物学父亲另有其人，却未向叶某披露，导致叶某基于 “亲生父亲” 的错误认知，参与孩子出生、抚养及户口办理，符合欺诈性抚养的构成要件；
被告葛某代理人的潜在抗辩方向：可能以 “自身对孩子生父身份存在模糊认知”“未刻意隐瞒” 为由，否认 “欺诈故意”，但需举证证明（如提交自身与孩子生父的交往记录，证明不知晓孩子生父具体身份），否则难以推翻 “故意隐瞒” 的推定。
法律层面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条件：
存在 “侵害人格权益” 的违法行为（如葛某隐瞒孩子非亲生的行为，侵害叶某的配偶权、人格尊严权）；
违法行为与 “精神损害” 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如叶某因知晓真相陷入精神痛苦，甚至影响正常生活）；
侵权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葛某故意隐瞒的行为具有明显过错）。
本案事实的差异化分析：
原告叶某代理人的主张逻辑：会援引《民法典》第 1091 条 “其他重大过错” 条款（司法实践中，欺诈性抚养常被认定为 “重大过错”），结合两次亲子鉴定报告（证明非亲生事实）、叶某参与抚养的证据（如孩子出生医疗费用支付记录、日常照料照片），主张葛某的隐瞒行为不仅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更严重侵害叶某的人格尊严，造成极大精神伤害，应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被告葛某代理人的抗辩策略：可能以 “精神损害程度未达严重标准”“叶某实际抚养时间较短（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亲子鉴定，约半年）” 为由，请求降低赔偿数额，但难以否认 “精神损害存在” 的事实 —— 因欺诈性抚养对抚养人而言，涉及 “亲子关系认知颠覆”，通常会被认定为 “精神损害已达严重程度”。
法律层面的数额裁量标准：
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如葛某隐瞒的故意程度、是否存在多次隐瞒行为）；
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如隐瞒时间长短、对抚养人生活的影响范围）；
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如叶某是否因精神痛苦产生心理疾病、社会评价是否受损）；
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如葛某的收入水平、财产状况）；
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宁波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赔偿数额的影响）。
本案事实的差异化分析：
原告叶某代理人的主张逻辑：会强调 “两次亲子鉴定确认非亲生” 的情节（证明事实确凿，叶某经历两次认知冲击）、“婚姻存续时间短却承受重大欺骗”（2023 年 2 月登记结婚，同年即发现真相，婚姻基础因欺诈破裂），主张 50000 元赔偿符合侵权情节与损害后果；
被告葛某代理人的抗辩逻辑：可能提交自身经济状况证明（如低收入、需独自抚养孩子），请求法院酌情降低数额，而法院最终酌定 40000 元，正是平衡了 “葛某过错程度” 与 “其经济能力” 后的合理结果。
核心证据清单：
证明欺诈性抚养的证据：
两次亲子鉴定报告（加盖鉴定机构公章，明确排除叶某为孩子生物学父亲，证明 “非亲生” 事实）；
婚姻登记材料、婚礼仪式记录（证明叶某与葛某存在合法婚姻关系，叶某基于配偶身份履行抚养义务）；
孩子出生证明、医疗费用支付记录（证明叶某以 “父亲” 身份参与孩子出生，支出相关费用）；
户口办理材料（证明叶某为给孩子上户口，主动申请亲子鉴定，进一步佐证 “错误认知”）；
证明精神损害的证据：
心理诊疗记录（如叶某知晓真相后因精神痛苦就医的诊断证明）；
证人证言（如亲友证明叶某在知晓真相后情绪崩溃、生活状态明显恶化）；
葛某的过错证据（如葛某与孩子生父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证明其明知孩子非叶某亲生却隐瞒）。
法律论证框架：
核心证据清单：
否认 “故意隐瞒” 的证据（若存在）：如葛某与孩子生父的交往记录，证明其在孩子出生时对生父身份存在不确定性（如仅知晓交往事实，不知晓孩子生父具体信息）；
减轻过错的证据：如葛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履行家庭义务的证据（如照顾叶某生活、承担部分家庭开支），证明自身并非 “完全过错”；
降低赔偿数额的证据：
经济能力证明（如低工资收入证明、负债记录，证明无力承担高额赔偿）；
孩子抚养需求证明（如孩子的医疗、教育支出记录，证明需预留费用抚养孩子）；
叶某实际损失的反驳证据（如证明叶某在抚养期间实际支出的抚养费数额较低，间接说明精神损害后果有限）。
法律论证框架：
针对过错程度：主张 “自身对孩子生父身份认知存在偏差，非恶意欺骗”，降低主观过错程度；
针对赔偿数额：援引《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 5 条，强调 “自身经济能力有限”“叶某抚养时间较短（约半年）”“精神损害未造成严重器质性伤害”，请求法院将赔偿数额降至 30000 元以下；
针对离婚后果：主张 “婚姻破裂系双方沟通不畅导致，非单一过错”，避免承担全部责任，但需举证证明（如提交婚姻存续期间的沟通记录，证明双方存在其他矛盾）。
赔偿支持的合法性：
赔偿数额的裁量公正性：
过错程度：葛某的隐瞒行为具有明显过错，但未存在 “多次欺骗”“与他人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 等更严重情节；
损害后果：叶某虽遭受精神冲击，但抚养时间较短（约半年），未因长期抚养形成更深的情感依赖，精神损害程度未达 “极端严重”；
经济现实：宁波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与葛某的潜在经济能力（需独自抚养孩子），决定 40000 元既体现对过错行为的惩戒，又避免给葛某造成过重生活负担。
婚前与婚姻存续期间的权益保护：
若对配偶的生育情况存在疑虑，可在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如备孕、孩子出生后），与配偶协商进行亲子鉴定，避免后续陷入欺诈性抚养；
参与孩子抚养过程中，保留相关证据（如医疗费用支付记录、日常照料凭证），若后续发现非亲生事实，可作为 “实际履行抚养义务” 的依据；
发现欺诈性抚养后的应对：
及时固定 “非亲生” 证据：优先选择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亲子鉴定，确保报告的法律效力；
同步主张双重权益：除精神损害赔偿外，可依据《民法典》第 1088 条，主张返还婚姻存续期间支出的抚养费（如孩子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需提交抚养费支出明细（如银行转账记录、购物发票）；
避免过激行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切勿因情绪激动采取骚扰、威胁等违法手段，以免承担额外法律责任。
代理抚养人（如叶某）：
核心是 “双证并举”：既要证明 “欺诈性抚养构成”（如亲子鉴定报告、隐瞒事实的证据），又要证明 “精神损害程度”（如心理诊疗记录、证人证言）；
赔偿主张的技巧：结合当地同类案件的赔偿数额（如宁波地区类似案件赔偿多在 3-5 万元），合理确定诉求金额，避免因过高诉求导致法院大幅调低；同时可同步主张抚养费返还，形成 “精神 + 财产” 双重维权路径。
代理过错方（如葛某）：
核心是 “降低过错与赔偿”：若无法否认欺诈性抚养，可从 “过错程度较轻”（如非恶意隐瞒）、“经济能力有限”“孩子抚养需求” 等角度，请求法院降低赔偿数额；
证据重点：提交自身经济状况证明、孩子的抚养支出凭证，同时避免承认 “故意隐瞒” 的关键事实（如不主动提及与孩子生父的交往细节），减少不利证据。
欺诈性抚养的认定需紧扣 “故意隐瞒 + 实际抚养”，无需以 “长期抚养” 为前提，短期抚养只要存在故意隐瞒，仍可构成；
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需综合 “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经济水平”，避免 “一刀切”，体现个案公平；
离婚判决需将 “欺诈性抚养” 与 “感情破裂” 直接关联，明确过错方对婚姻破裂的主要责任，维护婚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