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至2023年，安某和高某恋爱期间，高某多次以偿还贷款、做手术、购买物品等借口频繁的向安某借款，截止2023年2月23日借款共计270706元时，安某才发现高某已婚，得知被欺骗后，要求其返还借款本金未果，无奈之下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中，高某辩称，安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两人恋爱期间的转账往来属于两人情感的自愿赠与和共同花销，而非借款，虽然两人现在已经分开，但分手并不是撤回赠与的必要条件，安某无权变相撤回赠与要求其返还。
经法院审理查明，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安某多在高某需用钱时候主动转账，双方并无借贷合意，不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无偿将财产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该合同，同时民事法律行为可附条件，所附条件需具有未来性、或然性、非法定性以及合法性。安某称恋爱期间转账是以结婚为目的，法院认为三年内转账金额达270706元，并非单纯赠与，实为附结婚条件之赠与，属附条件赠与合同纠纷。现在双方已经分手，结婚目的未能实现，受赠人高某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返还。
高某于2022年10月离婚，安某于2021年11月知悉高某已婚。安某在明知高某有配偶的情况下仍与其保持恋爱关系，该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及夫妻忠实义务，同时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法院酌定，高某应返还安某在其离婚前所获转账共计236006元。高某离婚后安某的转账属自愿赠与，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不予支持返还。
一、事前预防：帮当事人规避 “转账即赠与” 风险
安某在恋爱期间多次向高某转账，若提前咨询律师，可避免后续维权被动，律师此时可充当 “风险预警者”：
明确转账性质：向安某解读 “普通赠与” 与 “附条件赠与” 的法律区别，提醒其若以结婚为目的转账，需通过聊天记录、书面约定等方式留存 “以结婚为前提” 的证据（如明确提及 “这笔钱是为了我们以后结婚用”），避免后续高某以 “自愿赠与” 抗辩；
审查关系合法性：若安某咨询时透露高某可能已婚，律师可协助核实高某婚姻状况（如通过民政部门查询），明确告知其与已婚人士保持恋爱关系违背公序良俗，不仅可能导致转账难以追回，还可能引发道德与法律风险，及时止损。
二、诉讼阶段：厘清法律关系，为当事人争取合理返还
安某发现被骗后起诉，高某以 “自愿赠与” 抗辩，此时律师是 “法律论证者” 与 “证据组织者”：
证据梳理与定性：协助安某整理三年间的 27 万转账记录，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如高某借款理由、双方对未来的规划），论证转账并非 “单纯赠与”，而是以结婚为条件的附条件赠与 —— 重点突出转账金额大、持续时间长，符合 “为促成婚姻而付出” 的特征，反驳高某的 “共同花销”“自愿赠与” 主张；
法律适用与风险提示：向安某明确 “明知对方已婚仍保持关系违背公序良俗” 的法律后果，预判法院可能对 “离婚前转账” 与 “离婚后转账” 区别处理，避免安某对返还金额产生过高预期；同时依据《民法典》关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主张 “结婚目的未实现，高某应返还附条件赠与款项”，为庭审辩论奠定基础。
三、判决后：解读结果与后续应对
法院最终判决高某返还离婚前 23.6 万转账，律师需做好 “结果解读与权益保障者”：
判决结果解读：向安某解释法院酌定返还的逻辑 —— 既认可 “附条件赠与” 的性质，又考量其 “明知对方已婚仍保持关系” 的过错，故仅支持离婚前转账返还，帮助安某理解判决合理性，避免因误解引发后续纠纷；
协助执行与风险防范：若高某未按判决履行返还义务，律师可协助安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确保 23.6 万款项足额追回；同时提醒安某后续恋爱中，涉及大额转账需提前明确性质、留存证据，避免再次陷入类似法律纠纷。
总结：律师不是 “帮人全额追回”，而是 “在法律框架内争取最优权益”
在安某这类恋爱附条件赠与纠纷中，律师的核心作用是 “厘清法律边界”—— 既不夸大维权结果，也不忽视当事人过错，而是通过梳理证据、适用法律，帮助当事人在 “附条件赠与成立” 与 “自身过错影响” 之间找到平衡点，最终争取到合理的返还金额，同时引导当事人认识到法律对 “公序良俗” 的维护，避免未来再犯类似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