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情侣分手后因彩礼对簿公堂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按法律规定，未领取结婚证，彩礼支付的一方有权要求返还彩礼。但如果双方已同居，甚至共同生育子女了，夫妻离婚咨询彩礼仍需要全部返还吗？
2022年，小曾与小红经人介绍相识恋爱。2023年1月，小曾按照农村习俗到小红家中“看人户”，通过媒人交付礼金6万元。同年9月，两人拍摄婚纱照。2024年2月，两人按照农村风俗举行婚礼并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婚礼当日，小曾向小红交付现金13万元，其中10万元为彩礼，3万元为女方举行酒席时的物资折现。婚礼后不久，小红怀孕，小曾前往安徽务工，小红前往浙江务工。同年10月，小红回到娘家居住，并于月底生育一女。
2025年1月，小红向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提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之诉，经判决婚生女由小红抚养并随其生活，小曾每月支付1500元抚养费。随后，小曾诉至法院，要求小红及其父母返还彩礼等款项22万余元。
利川法院经审理认为，彩礼是男方以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交付给女方的财物。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本案中，小曾给付的“看人户”“过礼”等19万元现金及“三金”，可认定为彩礼范围。各种红包、改口费、打发钱、拍婚纱照及购物等支出，系双方交往期间原告方根据当地风俗给付给被告方的，为促成婚姻的一种情感表达及祝福，是为表达和增进感情的消费性支出以及亲戚之间的礼尚往来行为，含有赠与性质，不应当认定为彩礼。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本案中，小红与小曾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育有一名子女。婚姻生活中，小红不存在巨大过错，且在生育女儿后一直独立照顾至今，此后还需长期照顾至其成年，虽小曾需支付抚养费，但作为亲自抚养子女一方，小红需付出的精力及经济成本更高。
另外小曾已取回彩礼中的三金，小红方在举行婚礼当日也已经返还礼金8888元，且另行置办了价值约为4万元的嫁妆（包含家具、家电等）放置在小曾家中，该部分财物可折抵部分彩礼。结合二人举办婚礼、生育子女等事实，法院酌定原告在不退还被告嫁妆的基础上，被告向原告退还彩礼礼金6万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原告方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彩礼的核心特征：需满足 “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依据当地习俗交付” 两大要件（《涉彩礼纠纷规定》第三条）。本案中，小曾支付的 19 万元 “看人户” 礼金、“过礼” 现金及 “三金”，均是基于当地婚嫁习俗、为促成婚姻而支付的大额财物，符合彩礼定义；而拍婚纱照费用、红包、改口费、亲戚间 “打发钱”，本质是情感表达、消费性支出或礼尚往来，具有无偿赠与属性，故不认定为彩礼。
实践区分要点：
彩礼通常是大额现金、贵重首饰（如三金）、房产等，且有明确交付场景（如 “看人户”“过礼” 等习俗环节）；
非彩礼多为小额支出（如节日红包）、消费性费用（如拍婚纱照、旅游）、礼节性赠与（如改口费），不直接关联 “婚姻缔结目的”。
法定返还的例外情形：第六条明确 “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且无过错方的，可酌情减少返还数额；已生育子女的，可进一步减少”。本案中，双方虽未领证，但已举办婚礼、以夫妻名义同居，且共同生育一女，属于 “情节较重的共同生活情形”，具备减少返还的法定基础。
裁判考量的核心因素：
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举办婚礼 + 长期同居，已形成实质性家庭生活，与 “仅短暂同居” 有本质区别；
子女抚养的实际责任：小红独立抚养女儿且需长期承担育儿成本，小曾虽支付抚养费，但直接抚养方的精力、经济投入更高，从公平角度需降低彩礼返还比例；
过错有无：小红无重大过错，排除 “因过错导致婚姻未缔结” 的全额返还情形（如出轨、隐瞒重大疾病等）。
已返还财物的扣减：小红在婚礼当日返还礼金 8888 元，该部分直接从总彩礼中扣除，体现 “实际已履行的返还义务”；
嫁妆的折抵规则：小红置办的 4 万元嫁妆（家具、家电等）放置于小曾家中，虽未明确约定折抵彩礼，但法院从 “公平原则” 出发，认定该部分财物可折抵相应彩礼，避免小曾既保留嫁妆又主张全额返还；
已取回财物的排除：小曾已取回 “三金”，该部分彩礼因实际返还，不再纳入需折抵或退还的范围。
法律规则：《涉彩礼纠纷规定》第六条明确，未领证但已共同生活，且无过错的，可根据共同生活时间、生育情况、过错程度等，酌情减少或不予返还，并非 “一刀切” 全额返还。
本案体现：双方未领证但同居生子，法院结合育儿责任、嫁妆折抵等因素，仅判决返还 6 万元（远低于 19 万彩礼总额），打破 “未领证即全额返还” 的错误认知。
法律规则：彩礼需以 “缔结婚姻为目的”，若支出是为增进感情的消费（如拍婚纱照、旅游）、礼节性赠与（如改口费、红包），或亲戚间的礼尚往来，均不认定为彩礼，无需返还。
本案体现：小曾主张的 22 万余元中，拍婚纱照、购物、红包等 3 万余元因属 “情感表达型支出”，被认定为赠与，未纳入彩礼返还范围。
法律规则：“同居生子” 是减少返还的重要因素，但并非 “不返还” 的绝对理由。法院仍会结合彩礼金额、共同生活时间、双方经济状况等综合裁量，若彩礼金额极高、共同生活时间极短，仍可能判决部分返还。
本案体现：虽同居生子，但 19 万彩礼金额较高，且小曾有一定经济损失，故法院未完全免除返还义务，而是酌定返还 6 万元，平衡双方利益。
彩礼证据的收集与固定：
留存彩礼交付的书面证据，如收条、银行转账记录（备注 “彩礼”“过礼款”）、媒人证言（需明确交付金额、目的）；
区分彩礼与非彩礼支出，保留消费凭证（如婚纱照合同、购物发票），证明部分支出属赠与或消费性质。
减少彩礼返还的抗辩要点：
提供共同生活的证据，如租房合同、水电费缴费记录、亲友证言（证明以夫妻名义同居）；
若已生育子女，提交出生证明、抚养支出凭证（如奶粉、教育费用单据），证明育儿责任与成本；
主张嫁妆折抵时，需提供嫁妆购买发票、物流记录（证明放置于对方家中），明确嫁妆价值。
彩礼返还的金额主张策略：
原告主张返还时，需扣除对方已返还的礼金、已取回的财物（如三金），避免虚高金额；
被告抗辩时，可从 “共同生活时间长”“生育子女”“无过错”“嫁妆折抵” 等角度，提出减少返还的具体比例（如按彩礼总额的 30%-50% 主张），并提供对应证据支撑。
婚恋关系中的风险防范：
交付彩礼时，尽量通过银行转账（备注用途），避免现金交付（无痕迹）；
若短期内无法领证，可书面约定 “彩礼用途”（如用于共同购房、育儿），或明确 “同居期间彩礼的返还条件”，减少后续纠纷；
购置嫁妆时，保留购买凭证，并明确嫁妆归属（如属个人财产），避免与对方财物混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