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师傅是原告公司的工人，在工作中不幸受伤，导致劳动功能障碍。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吴师傅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支持了吴师傅的部分诉求。但原告公司对裁决结果不满意，向法庭提起了诉讼。
庭审中，双方针锋相对、互不退让。承办法官考虑到这起劳动争议案件不仅关系到吴师傅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庭审结束后，法官立即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法官融情于法、耐心沟通，一方面向原告公司释明法律规定，强调企业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为劳动者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必要的劳动保护；另一方面，也充分理解原告公司面临的经营压力，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寻求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工伤认定的核心依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吴师傅在工作中受伤并导致劳动功能障碍，符合工伤认定的核心要件，企业作为用人单位，无论是否认可仲裁结果，都无法免除法定的工伤赔偿责任。
企业的双重义务：
事前义务：《安全生产法》明确要求企业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工作环境、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如防护装备、安全培训），若企业未履行该义务（如设备未检修、未开展安全培训），需对工伤事故承担主要责任；
事后义务：工伤发生后，企业需及时为职工申请工伤认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如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若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则全部赔偿责任由企业自行承担，这是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底线保障。
仲裁裁决的效力：劳动仲裁是工伤争议的前置程序，仲裁裁决支持吴师傅部分诉求，说明仲裁委已通过证据审查（如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工资流水），初步认定企业需承担赔偿责任。企业不服仲裁起诉至法院，是法律赋予的救济权利，但并非 “推翻工伤责任” 的理由，法院仍需以工伤事实为基础审理。
诉讼的核心争议点：企业起诉通常围绕 “赔偿金额合理性”（如停工留薪期时长、伤残等级对应的赔偿标准）、“责任比例划分”（如是否存在职工自身过错）展开，但需注意：根据《工伤保险条例》，除非职工存在故意犯罪、醉酒或吸毒、自残或自杀等情形，否则企业不能以 “职工有过错” 为由减轻或免除工伤赔偿责任，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工伤责任的 “无过错原则”。
向企业释明法律风险，压减抵触心理：
明确 “败诉后果”：法官需向企业清晰说明，若法院审理后认定工伤事实成立且企业无免责事由，不仅需按仲裁支持的诉求赔偿，还可能因诉讼拖延产生额外成本（如迟延履行利息、诉讼费）；若企业存在未缴纳工伤保险、未提供安全环境等过错，还可能面临劳动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如罚款、责令整改）。
打破 “诉讼拖延” 误区：部分企业试图通过起诉拖延赔偿，法官需指出，工伤赔偿涉及吴师傅的医疗康复、生活保障（如劳动功能障碍可能影响后续就业），拖延不仅会加剧劳动者生活困境，还可能引发舆论风险，不利于企业口碑与社会形象，引导企业理性看待诉讼。
理解企业经营压力，提供务实解决方案：
倾听企业诉求：法官需主动了解企业的经营困境（如疫情后资金周转困难、行业竞争压力大），避免 “一刀切” 要求企业全额即时赔偿，为后续调解方案预留空间；
弱化对立情绪：强调 “工伤争议的本质是赔偿责任的落实，而非‘企业与劳动者的对抗’”，引导企业换位思考 —— 及时解决工伤赔偿，既能避免长期诉讼消耗精力，也能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稳定员工团队，反而有利于长远发展。
赔偿金额的合理确定：以法定标准为基础，灵活调整支付方式：
金额锚定法定标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赔偿包括医疗费（实报实销）、停工留薪期工资（按原工资福利待遇，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伤残等级，如十级伤残为 7 个月本人工资）等，调解金额需以法定标准为底线，确保吴师傅的基本权益不受损；
支付方式灵活化：若企业资金紧张，可协商 “分期支付” 方案（如分 3-6 期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每期固定金额、明确付款时间），同时约定 “逾期违约责任”（如逾期按日万分之五支付利息），既缓解企业即时支付压力，也保障吴师傅能逐步拿到赔偿。
后续关系的处理：避免 “一调了之”，减少二次纠纷：
工伤康复与就业衔接：若吴师傅劳动功能障碍影响后续工作，可在调解中约定企业协助其进行康复治疗（如承担部分康复费用）、推荐适配岗位（如调整至劳动强度较低的岗位），或协商 “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为吴师傅后续就业提供支持；
工伤保险补缴与规范：若企业未为吴师傅缴纳工伤保险，可约定企业在调解后及时补缴，避免后续职工再发生工伤时面临更大赔偿风险，同时也符合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管要求。
强化企业的责任意识：法官可结合类似案例（如某企业因拒不承担工伤赔偿被列入失信名单，影响招投标），说明 “依法赔偿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企业留住员工、树立口碑的关键”，尤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度直接影响生产效率；
安抚劳动者的情绪：吴师傅因工伤面临身体伤害与经济压力，可能存在焦虑、不满情绪，法官需肯定其合理诉求，同时引导其理解企业的经营困境，避免过度追求 “超额赔偿” 导致调解破裂，强调 “及时拿到赔偿用于康复与生活，比长期诉讼更有实际意义”。
核心信息摸排：
劳动者侧：确认工伤认定结论、劳动能力鉴定等级（明确伤残程度）、吴师傅的实际损失（如医疗费总额、停工留薪期时长、后续康复需求）、最低可接受的赔偿金额与支付方式（如是否接受分期）；
企业侧：了解企业是否缴纳工伤保险（若已缴纳，部分赔偿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企业压力减轻）、经营状况（如近期现金流、是否有其他债务）、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具体理由（如对伤残等级有异议，还是认为赔偿金额过高），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调解方向偏差。
证据梳理与预判：
整理关键证据：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书（证明工伤事实与伤残程度）、吴师傅的工资流水（计算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基数）、企业的安全管理记录（判断是否存在过错）；
预判诉讼结果：若证据充分（如工伤认定已生效、伤残鉴定程序合法），企业败诉概率高，可据此向企业释明风险，推动其接受调解。
第一阶段：定底线，消对立：
向双方明确 “工伤责任的法定底线”—— 企业必须承担赔偿，吴师傅需基于法定标准主张诉求，避免企业 “拒不赔偿” 或劳动者 “漫天要价”；
若双方情绪激动（如企业指责吴师傅 “操作不当”、吴师傅抱怨企业 “不管不顾”），可暂停具体协商，转而宣讲《工伤保险条例》的 “无过错原则”，强调 “工伤赔偿与职工是否有轻微过错无关”，先平复情绪再谈方案。
第二阶段：提方案，找平衡：
针对 “赔偿金额”：若企业对仲裁金额有异议，可共同核对法定计算标准（如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 本人工资 × 伤残等级对应月数），对有争议的部分（如停工留薪期时长），可参考医疗机构的建议或同类案例的裁判标准，协商确定合理时长；
针对 “支付方式”：若企业资金紧张，可提出 “首期支付 50%+ 剩余分 3 期支付”“以实物抵扣部分赔偿（如企业闲置设备，但需经吴师傅同意）” 等方案，同时约定 “若企业按期支付，吴师傅放弃主张迟延履行利息”，以利益让渡促进达成一致。
第三阶段：签协议，防风险：
明确协议核心条款：需写明 “赔偿总额、各分项金额（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支付时间与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企业协助办理工伤保险待遇申领、吴师傅放弃后续其他诉求）”，避免模糊表述（如 “一次性赔偿若干元”）；
约定违约责任：如 “企业逾期支付，需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吴师傅收取赔偿后再就同一工伤主张权利，需返还已获赔偿”，确保协议可执行。
即时履行监督：若协议约定 “调解当日支付首期赔偿”，法官可现场监督企业转账，或要求企业出具转账凭证，避免 “签了协议不付钱”；
后续履行跟踪：对分期支付的，可由法院或社区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定期回访，提醒企业按时支付；若企业出现逾期，及时介入督促（如电话催告、发送履行通知书），必要时协助吴师傅申请强制执行；
工伤保险衔接：若企业未为吴师傅缴纳工伤保险，需在协议中明确 “企业在 X 日内为吴师傅补缴工伤保险”，并将协议副本抄送当地社保部门，借助行政力量监督企业履行，避免后续再发生工伤纠纷。
误区 1：“企业不服仲裁，就能不支付工伤赔偿”
纠正：仲裁是前置程序，企业起诉是救济权利，但并非 “拒绝赔偿” 的理由。若法院审理后认定工伤事实成立，企业仍需按法定标准赔偿，且可能因诉讼拖延承担额外成本（如违约金、诉讼费）。
误区 2：“职工操作不当导致工伤，企业就不用赔偿”
纠正：《工伤保险条例》实行 “无过错原则”，除非职工存在故意犯罪、醉酒等法定免责情形，否则即使因操作不当受伤，企业仍需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区别仅在于企业是否需承担安全生产事故的行政责任。
误区 3：“调解就是‘劳动者让步’，企业能少赔钱”
纠正：调解的核心是 “平衡双方权益”，既保障劳动者获得法定标准的赔偿，也考虑企业的经营压力，通过 “支付方式灵活化”（如分期）减轻企业即时负担，而非让劳动者放弃合法权益。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伤职工：若吴师傅未与企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需先通过工资流水、工作证、同事证言等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再申请工伤认定，调解时可将 “确认劳动关系” 与 “工伤赔偿” 一并协商，避免分阶段维权耗时过长；
重度伤残职工：若吴师傅劳动功能障碍达到五级以上（影响终身就业），调解时需重点约定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后续医疗依赖费用”（如长期康复治疗费用），或协商企业为其安排适配的工作岗位，确保长期生活有保障；
农民工工伤职工：考虑到农民工可能面临 “户籍地与工作地不一致”“维权成本高” 等问题，调解时可优先协商 “一次性全额支付赔偿”，减少后续异地维权的麻烦，同时协助其办理社保转移、档案衔接等手续。
